科学技术发展的这种形势，估计几十年内可能不会有革命性的变化，这等于说科学的进展遇到了“红灯”。在“红灯期”内，我们完全能学会这个世界存在的全部科学和技术。……如果我们注意在发展技术中发现科学问题，就有可能走一条从技术到科学的新路。——
“可持续发展”本来是南北问题的话题，罗马俱乐部“警钟”之后演变成人类发展的普遍性话题。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确立和接受自然不是科学的任务，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手段则主要是科学技术的问题。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然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曾经一度领先世界，由于其发展势头的中断而在近代沦为人类之旅的殿军。其不堪言表的苦楚，今天的中国人都还有所体悟。
在追溯历史的意义上，在近代科学诞生和希腊化科学时代之间的千余年间，欧洲科学衰退而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则作出了重大贡献。进入近代，中国越来越落后于后起的欧洲。到19世纪中叶，面对欧洲殖民者的炮舰威胁，中国人才开始正视自己的落伍，但为时已晚。在其后150余年的奋力追赶中，社会环境所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使得我们中国今天的科学技术总体水平仍与发达国家相差二三十年。无论是从占世界人口1／4的中华民族对世界应有的贡献考虑，还是从中国自身的繁荣强盛出发，我们都不能甘居于这种落后的局面。总结科学技术不能持续发展的教训，依据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思考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事业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以保证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这个事关中华民族兴衰的问题，对当代中国人来说无疑是“匹夫有责”的。
在我看来，在思考我们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战略时，作为最基础的考虑，下述四点应该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要胸怀“争立天下”之志。梁启超曾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三大时代。郑和下西洋可以视为世界之中国的开端，但它并未导致中国在近代世界中的平等地位。中国受辱于殖民者100年，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源于科学的技术。摆脱殖民枷锁之后50年的努力尚不足跻于先进之列，估计还要50年。但在从原子时代向比特时代转变的历史关头，作为比特先驱《易经》故乡的中国，再也不能错过这次传统与未来转接的最佳际遇。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人性本质力量的反映，且不可过于偏重实用而忽视科学精神，以致延宕科学的发展。
其次要考虑到中华民族的安全问题。从鸦片战争败北为标志的半殖民地化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标志半殖民化的结束，在此间100年里，中国的科学事业始终作为中华民族反殖民化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后中国的原子弹爆炸实验，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由于促成核均衡而有助于世界核安全的实现。鉴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亨延顿鼓动文化对抗，经济安全、信息安全可能更为突出。他们依然要依靠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来保障。集成化和数字化的信息革命正在把世界带到比特时代。如果我们不像原子弹工程那样组织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在信息不均衡的条件下失去信息安全，其他一切安全也就没有保障。
第三要发挥人口众多的优势。人多既是中国现代化的沉重包袱更是我们的最重要的优势。控制人口增长只是解决它的消级面，而提高人口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的健康水平和智慧水平才是积极的解决办法。健康和创造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更是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杠杆。对于人均资源少、环境脆弱的中国，不是简单的劳动力开发，更重要的是智力和智慧的开发。说起来谁都知道，但并没有谁认真地把人口众多作为中国唯一重要的战略因素来考虑。要想使中国科学技术持续发展，也许最重大的举措应该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提高全体人民的科学素养，培育更多的科学家。科学技术应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提供有效的科学原理和技术手段。
最后要走一条新路。后进国家的现代化自然可以充分利用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和现成的技术成果，但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诸多后发优势都将逐次消失而必然走到不得不依赖自己发展的技术及其创新的地步。20世纪30年代以来，科学的深层基础一直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主要的进展多属基础原理在各个学科的扩展及其广泛的技术应用，特别是各种已有的科学原理的技术应用似乎还远无止境。科学技术发展的这种形势，估计几十年内可能不会有革命性的变化，这等于说科学的进展遇到了“红灯”。在红灯期，我们中国完全能学会这个世界存在的全部科学和技术。在这学习和消化已有的科技成果过程中，如果我们注意在发展技术中发现科学问题，就有可能走一条从技术到科学的新路。绿灯亮时才可能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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